沙林
程炜在金疙瘩村搞开发式扶贫。从山西大宁县县城到她那里还要走70多里山路。
程炜原在邻县汾西插队，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县化肥厂负责人、并被提名为县委副书记，1978年因身体原因病退回京。
1996年她有机会重踏这片土地，感到震惊：过去这里是山清水秀，现在是乌烟瘴气。过去路是经常要修的，现在没人修了。她梦想他们三十年前栽的树都粗了，谁知到了村子里看到的都是树桩子。她挨家挨户访问，发现许多人更困难了。
她决定拿着自己的全部积蓄，落户大宁县金疙瘩村。
她很有经济头脑。她选中的金疙瘩村有一片可能是大宁惟一的森林，这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因为道路崎岖偏远，到处是悬崖峭壁，大片的自然林和国家飞机播种林才得以在众乡民的刀斧下偷生。
风吹来林木如海浪起伏，奇花异草生长其间。豹子野猪时有出没。林中还有周朝古庙遗迹，实为全国罕见。但村民生活极其困苦。全村200口分散在19个地方，最远的相隔30里。有二三十个孩子上不了学。
程炜想，凭她的能力，一个村子有人带着，过不了几年就能变。
她鼓励农民打旱井，每口井奖10袋水泥和100块钱；她说服农民移民并村，以便集中解决水、电、通讯和学校问题。在她的活动下，省里给每人拨了1000元移民费；她亲自扛管挖坑，把泉水引上开发区；她能吃苦，每天带着凉馒头、咸菜和一瓶水，上山一干一天。
找到程炜时，她满手是泥，正粉刷窑洞。
她盘腿坐在床上，嗓音深厚，一副有魄力的中年女干部形象。
“现在要干一件正事比过去难多了。首先人们不把你往好里想，认为无利不起早，没色不晚归。说我北京一个老太太，想升官发财来了。还有人说：阎锡山在这埋了宝贝，这是一个特务来找宝来了。
“这里有些人吃惯了贷款，看我带来20万元就盯上了，这是私人的钱啊！可他们不管。说什么你把钱放到我们这儿，我们给你干，你在后面垂帘听政就行了……
“这些我都不怕，可是来了半年没干成什么事，我往上面送去规划、报告，一个月、两个月没反应。去问，说还没研究呢。我50岁了，在跟生命抢时间，而这里效率低得可怕。我只得甩开他们，成立公司。”
“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”成立后，正要甩开膀子干，又遇事了。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来采访，乡里一主要干部当着电视记者摄像机的面问程炜：来这里干什么？“我搞扶贫。”
“你扶贫我们干吗？”
结果中央电视台把这一段播了出去，引起很大风波，乡干部大为不满。县里召开全乡干部会，被人称出气会。
“我舌战群儒。他们说我把他们工作全否了。我说：过去有一个徐文长写祝寿诗：‘这个老太太不是人，天上王母下凡来。四个儿子都是贼，偷来神桃祝寿来。’前一句好像是骂，后一句是歌颂。电视台把我后面说的话都删了……我要害你们在县长前说一句不就行了。
“村上干部被逼说：程炜来了半年没干什么，我们老百姓没得到什么好处……我一拍桌子打断他：你们不通过劳动，一分钱得不到，我们这是开发式扶贫。大宁解放50年了没干好的事，你怎么要求我半年干好？
“电视上还有一个镜头：记者问一个小姑娘，‘你是哪国人？’‘中国人。’‘哪省的？’‘不知道。’‘哪县的？’‘不知道。’‘哪乡的？’‘不知道。’‘哪村的？’‘金疙瘩村。’于是‘中国金疙瘩村’成了笑谈。后来县里又为此召开县委扩大会。有人编顺口溜：‘臭了教委，损了县委，讽刺了乡党委，最后表扬了程炜。’那时我四面楚歌，没有一点毅力是绝待不住的。”
她说过去在这一片当了那么多年干部都没感觉这么难，可能因为现在的干部不如过去廉洁了，农民更刁钻了，自然环境更恶劣了……
养羊专家、北京老知青刘琪泉还不如程炜幸运。他在大宁被弄得羊财两空。
刘琪泉1996年卖掉位于北京东四的祖产小院，得款14万元，为他曾插过队的大宁县太古乡买来140只小尾寒羊。
买羊以前，他就先到太古乡挨门挨户地向农民介绍小尾寒羊的好处和饲养方法，“这羊白送你们养，防疫费、医疗费、销售路子全在我身上，羊病死了也算在我身上，全部风险都在我身上，到时利润半儿劈。”
农民终于由开始说怪话到后来争养。小尾寒羊有了名气，当时省委书记胡富国也批示表示支持。但小尾寒羊出名之时，也正是刘琪泉的事业倒霉之日：
“在小尾寒羊热中，省有关部门很重视，在资金上给予了很大倾斜，于是各部门纷纷打着买羊的旗号向上要款，说是帮助农民脱贫，羊成了要款的敲门砖。
“1996年，有人打着我的旗号，向县里贷款15元万说是发展小尾寒羊。钱到手后，其中5万元被乡政府挪用，5万被县委宣传部拿去买轿车，只有5万元用于买羊。还贷款还得我还，他们拿着我一个小章盖在上面。
“1997年12月，县里两个单位又打报告给临汾地区，打着小尾寒羊和红枣的名义，贷款30万元，其中用于羊的20万。但这笔款项拨下后至今下落不明。”
更令刘琪泉没想到的是，“老乡也那么坏。200斤的种羊他给你养成114斤，风都能吹走，还偷着卖，跟你说死了。”
1997年，太古乡大旱，人无粮，畜无草。没办法，刘只得与县农口商量，把羊分流到其他5个乡镇（也就是忍痛割爱卖给他乡），讲好1998年扶贫款下来后还给刘，但至今时间已过一年半，分文未见。太古乡的农民养了一年多的羊没有见到任何报酬，挫伤了积极性，认为终是受了大地方人的骗。
“当初县上一领导人，看到养羊有利可图，给我算了笔账：这个北京人3年大概能获利100万（我心想种金子呢？3年后能把本拿走就不错了，果不其然），咱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于是坚持让畜牧局的一负责人挂帅，搞‘小尾寒羊中心，把我排除在外，说你可以另成立中心。
“那畜牧局的干部一贯阻挠搞小尾寒羊。他买进的羊根本不能与我调来的比，不知道是真不懂羊还是怎么着？弱羊次羊充斥其中，质次价高。而且这个中心很少去指导，造成羊大量死亡，川庄村死了80％，老百姓炸了锅，大呼上当。许多农户偷着将羊低价卖给外县，报上去的存栏数空有其名。老百姓不骂畜牧局骂我，就这样，这事儿给毁了。”
刘琪泉越说越愤慨：
“我让骗子骗苦了，当官的当官的骗，老百姓老百姓骗！我这14万血本无归！钱花了赚了个王八蛋，哪头儿都没落着。我快50的人纯属幼稚。以后对这里操好心的人千万要把这吃透，要不然名利全无，像掉进泥坑里一样。”
壶口瀑布所在地吉县知道刘琪泉的遭遇后，悄悄到大宁调查，然后以县上的名义让刘去县残联组织实体，发展小尾寒羊。刘终于又见到一线希望。
“这次国务院扶贫办直接给我5万元贷款，我不敢再放到大宁了，我要亲兄弟明算账、仔细妥善地用在吉县。”
这片土地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养羊，而是砍树。原来郁郁葱葱的原始山林和几十年前“绿化祖国”时种的树现在即将砍秃。老乡把上好的柏树砍了炼什么柏油卖给南方人。处鹤村前仅存一棵被称为“神柏”的多年古柏，已有农民打它主意了，今天捅它一铲子，明天砍它一斧头……
一股强烈的护木意识促使刘琪泉用买羊后仅存的两千多块钱，在古柏下立了一块大石碑，上书“太古魂”。碑背，他刻下一首诗：盘古开天太古昌，雄鸡世代颂炎黄。子孙繁衍何以盛，天赐神柏树之光。二十二载弹指过，金鸡独立遍体伤。恳求四方尊父老，爱树方能济世昌。
这位知青说：不知为什么这儿的老百姓这么跟树过不去，黄土高原怎么形成的，原来都是森林啊，都是他们砍树砍的！他们恨我爱树挡了他们的道，我走后他们就把碑砸了。
当年插队到大宁的北京知青有800多，自1995年起他们就想出各种办法帮助大宁人脱贫。但基本上都像刘琪泉一样伤心而归。
张安琪、王文亮、傅秀燕等回到下放的当支村，看着农民仍然用塑料布接雨水吃，心如刀绞，泪水纵横。他们简直不能举步回京了。马上集资3500元下山买水管，可等他们头脚走，后脚水管就被村委卖了。还拿来一瓶水报喜说水管通水了。知青知道真相后只得又补买了几十米水管和电线，但是又是长时间没音信……
1997年夏，周永祥、田明理等打算为三多乡建一个图书馆。他们有人本身就是下岗职工，可还在北京多方募集一万多元图书。北京一公司职员程祥鹏在与知青田明理的长期交往中，听了很多北京知青在大宁的故事，一直想为那里的百姓做点贡献。当他听说知青的举动后，赶忙通过各种关系买到小学至高中及农业知识图书一千多册，总值8千元以上。
知青们亲赴大宁，兴奋地为图书馆揭牌。可等知青们走后，这图书馆就锁上了，一直没给孩子开放。没多久书全没了，说是被盗了。
知青联谊会负责人周永祥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我们感到感情受到极大挫伤……”
采访近10天，我觉得这批老知青朴实善良，很少有飞黄腾达者，但不在其位也谋其政，他们希望通过剖析大宁，使国家考虑修改整个扶贫政策。
“国家的扶贫款和各种其他款项每年有一千多万元下到大宁，这可是个大热门，有些单位可会打贷款报告了，报告天天打，还贷时就摆出个‘死猪不怕开水烫’的无赖像，甚至假报债务人死亡。”
“山都砍秃了，工厂一个个倒闭，牧业弄成那个样子，就会‘行文’要、要、要。县政府四周都是大秃山，哪怕种几棵树装一下门面都不。世界银行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费都是怎么用的？以至世行毅然削减款项。”
“他们有些人对世界最先进的‘小额贷款扶贫方式’不感兴趣，因为那钱没法乱花，每笔都要细细报来，而且不掌握在他们手里。”
“一个不到6万人的特级贫困县（国家级），吃财政的就有5000人，近十分之一。另外，有小车100多辆。”
“计划生育差不多崩溃，农民普遍生有四五个小孩，生六七个的也不鲜见，生四五个的照样当乡干部，生两个的县干部也大有人在。有一次刘琪泉指着鼻子骂当地一老农：生、生，就知道生，生了7个还生……”
老知青们争先恐后给我谈这些事情，其强烈程度远超过他们受的那点委屈。
刘琪泉一脑子气，给国务院扶贫办写信反映情况：实际扶贫款大多数没有落到真正需要的贫苦农民手里。大宁县仅3年中被查出来的挤占挪用扶贫资金就达一千多万。
临汾地区有关部门对该县100个得到扶贫贷款的人调查，发现绝大多数是干部和职工，当地叫“贷大户”，也就是越有权越有钱的越能贷到扶贫款。
“但对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，当上面查出来了，县上最高领导怎么说的：‘反映了部分干部对扶贫资金的严肃性、政策性认识不足，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认识不够，造成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……’
“共计处罚12．788万元即算了事。这真是个人犯法，公款赎罪。”
“贫不能这个扶法。希望国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，不要再浪费扶贫款了！”
记者回京后看到与知青一起搞扶贫的大宁籍老干部、原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军工组组长范铭写的材料：“解放前没有一分钱的补贴，大宁还是有名的‘小金殿’。可解放后，国家年年给，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，越吃越多，现在竟成了全国有名的‘特困县’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”
范老含蓄地说：是不是大宁政府机构多，吃财政的人太多了？买工作、买户口的现象能否禁绝？在位掌权的大小官员，婚丧、生子、满月、周岁、十二岁、祝寿、开业、暖窑给人们发通知、敲榨财物的恶习能否带头禁绝？
在媒介上，总能看到知青们无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的故事，想尽办法为第二故乡的百姓捐钱、做事。现在，大宁的北京知青们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，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一面——没有政府机构的精干有效，没有官员的清廉，没有百姓素质的提高，善良和无私的扶助，就难以摆脱被嘲弄的命运……
